今年初才实现A股上市的成都银行(601838.SH)，终于迎来新的舵手。
该行近日发布公告称，该行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长李捷的书面辞呈，因工作调整原因，李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李捷，现年58岁，历任成都市财政局工交企业财务处处长、工业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职务；曾兼任成都市工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成都市经济发展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李在成都银行董事长任上已有五年。
与此同时，成都银行公布了新一任董事长选举结果，选举原该行行长王晖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不过王晖的董事长任职资格尚需报请监管部门核准。至于由谁接任王的行长一职，目前未有公开消息。
和李捷相比，王晖的银行从业经验更加丰富，他于1967年出生，博士学位，曾在建设银行任职多年，2005年3月加盟成都银行并出任行长。
有行业研究员评价称，尽管在李捷任上成都银行的业绩向好趋势明显，但多项指标在上市城商行中仍然落后，却是不争的事实。
资产增速缓慢
在同类上市城商行中，成都银行的资产增速已连续多年处于垫底。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年，成都银行总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13.56%，在A股上市城商行中最低。同时，受不良贷款暴露的影响，公司贷款增速也显著放慢，2013年末其贷款同比增速为17.56%，到2016年末已陡降至1.9%，2017年则回升至8.91%。2018年一季度末，该行投资类资产占总资产的43%，贷款则占33%。
对于其总资产增速缓慢的原因，华泰证券认为主要是由于同业负债压缩所致。
同业负债，是指银行在同行业间因拆借资金而形成的负债，即银行从另外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时形成的债务。体现在银行负债端的同业类负债主要包括三项：对存款类机构负债、对其他金融机构负债、债券发行。
《投资时报》记者注意到，成都银行同业负债占比此前经历了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2012年，该行同业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一度高达近25%，但在金融去杠杆的趋势下，至今年一季度比例为7.46%。
不过，该行应付债券的比例却在提升，今年一季度末达688.53亿元，占总负债的比例为16.17%。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各中小银行纷纷以零售业务作为主战场的时候，成都银行长期以来仍以对公业务为主。据统计，该行近几年对公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均在70%以上，2017年末占比高达73.1%，居上市城商行第五。
因此这样的模式也使其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低。2018年一季度，成都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收的比例为2.44%，与其他城商行差距较大，位列上市城商行最低。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几年该行中间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不尽相同。如2015年主要来源为银行卡业务，2016年主要为代理委托业务和理财业务，2017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下降16.9%，仅理财业务收入正增长。
从数据上进一步分析可见，成都银行的净息差比较高，仅次于贵阳银行(601997.SH)。不过上述这两家银行净息差高的原因却差别很大，事实上这也与业务结构有关。贵阳银行是因为中小微企业占比较高，而成都银行主要是因为低负债成本，2017年其计息负债成本率1.94%，仍为上市城商行中最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其生息资产收益率排名上市城商行第五。
不良资产包袱较重
除了资产增速慢，成都银行资产质量改善依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尽管该行已经连续两个月实现不良贷款率下滑，但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不良率仍高达1.68%，在A股已上市城商行中位居首位。
华泰证券认为造成其较重不良资产包袱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历史因素。最大的包袱是2000年，四川本地商业银行汇通银行因出现流动性支付困难而被依法撤销，由成都银行接收其资产负债，其中总资产评估值19.85亿元，负债评估值33.88亿元，严重资不抵债，这直接导致2000年该行不良率陡升至34.37%，随后，通过采取清收处置措施，该行不良率逐年下降，在2010年至2013年，不良率均在1%以下。
其次是地域因素。2013年至2015年四川地域信用风险持续暴露，2015年至2017年，四川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45%、2.52%和2.61%，这与成都银行不良率重新抬头几乎同步。
2013年以来，四川多家民营担保公司经营陷入困境、丧失担保能力，导致其担保的贷款五级分类相应下调。2014年仅因四川最大的担保公司汇通担保失去担保能力，导致成都银行新增不良贷款余额3.94亿元，占当年末该行不良贷款总额的26.53%。“这也进一步说明成都银行近几年不良攀升是新问题，不是历史问题。”有业内人士表示。
最后是贷款分布的行业因素。在不良率开始拐头向上的2013年，成都银行贷款主要分布于制造业、批发及零售业和房地产业，三者分别占对公贷款的20.52%、18.63%、16.93%。华泰证券认为，2014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制造业的不良贷款显著增加；网络销售平台以其成本优势挤占了大量市场，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电子产品等批发零售企业销售收入大幅降低，这些都造成了不良的增加。
不过成都银行在不良贷款大幅暴露后采取了一定特殊处理措施，如在一般贷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基础上，对批发和零售业与制造业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提高了拨备计提比例，计提比例高于同类贷款，增强了风险抵补能力。此外，公司也对批发和零售业与制造业不良贷款根据现金流折现模型审慎足额地进行了单项减值准备计提。
这些措施在2017年末对该行净利润的提升做出极大贡献。数据显示，2017年，成都银行净利润增速达51.64%，高居上市城商行之首，其中，资产减值损失成为归母净利润的最大贡献项，2017年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下降15.66%，对归母净利润的正向贡献达29.4%。“要注意其生息收益能力还是比较弱，以拨备反哺利润的模式并不可持续。”前述人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