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部分邻家便利店的员工来说，过去的一周充满戏剧性——前一天晚上还在上班、进货、记考勤，第二天早上就被通知到总部办离职手续。
7月31日晚上，邻家发布消息称，其母公司邻里家(北京)商贸有限公司将于2018年8月1日起停止总部各项业务，并将陆续停止店铺营业。
在一张“邻家便利店发给供应商的告知函”里，邻家透露了停止业务的原因——由于公司背后唯一出资方受到上海警方调查，导致公司银户账户被冻结。处于发展阶段的邻家便利店尚未真正实现盈利，依旧需要投资方注资经营，靠店铺自身销售收入仍然入不敷出，且目前公司账户已被部分供应商诉讼至法院进行了财产保全，账户资金已被冻结，公司账户内已无可支配资金。
邻家便利店的生命结束了，但很多人的维权之路才刚刚开始。
8月2日中午12点，崔朋拖着16寸的拉杆箱来到北京西二环北礼士路，这里是母公司邻里家的办公室。崔朋的公司为邻家便利店供几款咖啡产品，得知邻家便利店倒闭的消息后，他当天就乘坐早班机从上海赶到北京。
负责对接供货商的李傅洋告诉他，总部办公室的人也都是前一天早上才知道(停止各项业务)的消息，邻里家总部直接通知员工尽快办理离职，否则社保就会断。“拿这个‘威胁’我们走。”李傅洋说。
邻家便利店拖欠了崔朋所在的公司100余万元货款，这在其所有供货商中算是数额较大的。邻家采用各供应商向其总部统一供货的模式。“像你们这还是大厂家，给很多便利店供货，受到的影响不算大，很多供货的小厂家都不行了。”李傅洋说，曾经有供货商因为邻家拖欠货款找上门来，供应商寸步不离地跟着相关负责人要钱，连上厕所都跟着，一直说“先给我五万，就五万”。
邻里家的前台上堆满了纸杯和矿泉水瓶，没有工作人员的身影。办公室大厅有将近20名警察，他们只是坐在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每次电梯门打开，都会涌出一拨前来讨薪的便利店店员，他们看上去大多20几岁。
这些店员并不知道何时能拿回自己的欠薪。进门以后，店员们会分散寻找各个区的负责人，负责人给他们一张印有本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盖着公司章的A4纸，告诉他们：“这个可以证明你是由于公司的问题才离职的，拿着它去找工作可以续社保，看看8月15日如果发工资，就拿着证明去仲裁的地方申请违约金，如果拿不到工资，工资和违约金就一起申请。”
办公室的四排工位大多是空的，即使有人，也是对着漆黑的电脑屏幕发呆。
讨薪的店员拥挤在门厅，为职员办离职的办公室则在里面的一间屋，人事部负责人被团团围住，不停重复着一句话：“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工资问题，而是想办法尽快把社保续上”。一张贴在办公室门上的纸牌也提醒着他们：时间是宝贵的。
拿了A4纸的店员们聚集在楼下，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店员正在提议大伙第二天一起去劳动局：“咱们过去以后好好说话，问清楚要走什么样的流程，别让人家觉得咱们是去闹事的。”人群中的一个女店员说道：“上个月的工资就少发了1000多元，说这个月给补上，那时候有的货就不进了。”
谁也没有想到，倒闭的消息来得如此突然，8月1日晚，很多北京市民发现楼下的邻家便利店关门了。
长期亏损的便利店生意本来就不是一笔好买卖。过去几年，大量资本涌入新零售领域，邻家便利店CEO王磊曾对《零售老板内参》透露，投资人曾要求过他们一年开2万家便利店。但线下便利店运营，不是依赖快速烧钱达到规模化的互联网模式，高昂的一线城市房租、人力成本、24小时营业，都使得便利店很难在短期内盈利。
邻家便利店的唯一出资方名为高通盛融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参投方有善林金融的法人代表周伯云。今年4月24日，善林金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查封，善林金融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偿还到期本息，涉案金额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相关涉案人员均已逮捕。
早在那时，“邻家便利店是善林金融‘兄弟公司’”的消息便陆续出现。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那时候邻家便利店就已经有麻烦了，应该说几个月来没找出解决方案，如果能找到接盘的，不会走到这一步。”
在唯一的投资方善林金融出事之前，邻家便利店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善林出事之后，一直没有新资本进入。“当时邻家也找了投资全家便利店的机构，但这两年所有的便利店都在烧钱，谁都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了。”员工李傅洋表示。
成立于2015年5月的邻家便利店，由原7-11便利店员工王紫领头，与田翀、杨威、周萌等10人创立。然而2016年11月，在一次融资谈判失败后，时任邻家便利店CEO的王紫携高管团队集体离职，转而创立了新兴便利店“便利蜂”，邻家便利店的CEO由也曾在7-11工作过的王磊担任。目前邻里家的股东为韩磊、贾卫平和锦云(深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股41.26%、41.26%和17.49%。
现任CEO王磊也有着浓重的“7-11情结”，他曾表示：“关键要寻找房租和成本的平衡点，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可以盈利，租金再贵也是可以玩转的。”
邻家便利店店铺的位置多处于核心地段，甚至直接与7-11、全家等日系便利店“并肩抗衡”，在王磊的领导下，短短三年，邻家便利店在北京铺设了约160家门店。
“开店速度太快，才三年，该走的人也基本都走了。”一位业内人士也感叹道。2016年9月，由于资金不足，上海的邻家便利店就被陆续卖出。
位于朝阳北路的一家邻家便利店直到8月1日早上才关门，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货架上的商品还摆放得整整齐齐，然而隔壁的地产中介公司员工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这个店面三个月前就开始准备转手了，我们打算盘下来。”
在邻家超过160家门店中，大多为直营店，直到2017年12月，邻家才开出第一家加盟店，目前加盟店不过五六家，而这些加盟店在最初的两个月要投入30余万元——加盟商要不要的回来这笔钱，也是一个问题。
突如其来的通知几乎让所有和邻家便利店有关系的人措手不及。“之前有个经销商一直每个月供十几万元的货，后来通过我，上个月多进了30万元(的货)，结果就发生了这事，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交代。”李傅洋形容自己“掉进了坑里”。除了陈列在货架上的商品，库房里还存放着这两天进来的货。“现在还有好几万元的饮料在库房，早上厂家还打电话问能不能拉走。”李傅洋说。
不同规模的邻家便利店店员人数不同，从三四人到几十人都有，据邻家便利店员工估算，大概有超过1600名店员，按人均3000元的工资，邻家至少拖欠员工工资480万元，再加上拖欠经销商的近千万元货款，这个窟窿不知何时才能补上。“公司也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就这几台电脑能值几个钱？”李傅洋说。
尽管危机在今年4月的“善林金融事件”就已到来，很多店员当时对却并无任何感知。薛睿对邻家便利店的“瞒天过海”感到错愕，他2015年10月来到西城区一家邻家便利店工作，已是一名老员工了。“他们4月资金就出了问题，但我们这些底层员工哪里知道这些呢？”
8月1日早上10点，薛睿所在的便利店店长突然在群里通知所有人当天去公司办理离职，薛睿回便利店拿了出勤表，到达人事部才知道是公司破产了，填了一个表后，薛睿回了家。第二天，同在邻家便利店工作的同事约他再去一趟公司，也就是8月2日，薛睿第二次来公司后才知道，自己前一天填了那张表，就代表他已“主动离职”。
“这当然不行，明明是公司的问题。”经过协商，薛睿拿到了一张“单方面解除合同说明”，但是如果薛睿8月2日不来公司，就拿不到这个证明去仲裁，公司也没有官方通知员工来拿这个证明。“经营不下去可以理解，但谁也不是前脚没有工作了，后脚就能找到的。”薛睿说。他曾在沃尔玛担任过两年的收货部主管，因为父亲生病不得不放弃那份工作，后来才来到邻家便利店。
“虽然我很相信法律，但是我也不指望能拿回工资了，要尽快去找新工作啊！”薛睿说。他之前所在的邻家便利店只有寥寥几名店员，值班的时候店里只有他一个人，薛睿很喜欢这份稳定的工作：“不算太累，但是我眼里有活，比如摆摆货品，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哎呀！现在店里的冷藏食品还没有收呢，也不知道会在那儿放多久。”
仍在处理公司善后工作的李傅洋已经有了下一份工作的打算：“去加盟个别的便利店，我特别喜欢吃一家便利店的便当。”
而此时的崔朋则拉着拉杆箱摁亮了电梯的下行键，同时给上海的律师打电话，让他明天过来交涉拖欠货款的事。一旁正和同事闲聊的李傅洋听闻，立即冲崔朋喊道：“让律师早点过来，最好这两天，能明天来就别后天！”